按照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表述的理论,当今的巴以冲突,不仅仅是种族和土地之争,还应该被视为由宗教隔阂而引起的“文明冲突”,具体地说,是伊斯兰文明同犹太教文明的冲突。

    本文试图从三个视角分析巴以这场冲突。

    首先,就宗教信仰或宗教文明来说,犹太教不仅最为古老,而且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源头,基督教《圣经》与伊斯兰《古兰经》均源起于犹太教的经典(《托拉》、《圣经》)。三大宗教均提倡“普济”、“宽容”、“诚信”、“美德”等等普世价值。只是由于它们都具有神秘主义的“内核”,历来容易被误解和扭曲。

    其次,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和睦相处的。三教教徒的仇杀,无一不是被野心家们(国王、教皇、主教、宗教权贵……)为了一己私利而煽动和利用所致的。因此不能无视历史把伊斯兰教视为引起文明冲突的“原罪”。历史上最残酷的“宗教战争”,恰恰是政客们披着基督教外衣进行的(确切地说,是天主教廷罗马教皇和西欧皇族挑唆的)。在反复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中,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都是受害者,他们的大批教徒被屠杀,遭迫害。

    第三,宗教“恐怖主义”既然是宗教的“极端”形态,它就不可能是该教的主流意识。它只是少数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利用特定的手段,蒙蔽广大教众,诱使教徒成为恐怖攻击的工具和牺牲品。恐怖袭击并不能战胜对手,它们最多只能制造恐慌、压抑气氛,导致更多的敌意和仇杀。难道美国的实力和霸气因为“9·11”而变小了吗?难道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极端”组织使以色列屈服了吗?显然不是。

    结论只能是:只有政治智慧和文明理性才是化解矛盾和冲突唯一的“金钥匙”。

    一、民族仇杀的惨烈与持久

    世人提起巴勒斯坦问题,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以色列犹太人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色列依仗军事优势欺压巴勒斯坦人所致。其实,这是共同居住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原因复杂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在今日巴勒斯坦地区同为有家无国的居民。巴勒斯坦濒临地中海,位处阿拉伯世界腹心,扼亚、非、欧要冲,战略地位显赫。地理概念“巴勒斯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涵盖如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约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有时甚至指更广阔的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同为闪米特人,语言同属闪语族系。考古研究证明,至少从公元前2000年时期起,这片土地就孕育了“四方之王”汉谟拉比及其《汉穆拉比法典》。古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聚居地。位于该地的“圣城”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发源地。犹太教《圣经》、基督教《圣经·旧约》、伊斯兰教《古兰经》(《圣训》)有着一个共同点,它们的许多记载,都能得到考古证实。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虽曾分别有过兴盛和辉煌,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大部分时间处于被统治、被奴役地位。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1920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西部仍称“巴勒斯坦”,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两地均由英国“委托管制”。外约旦于1946年5月25日独立,全称“外约旦哈希姆王国”。

    至于“西部”巴勒斯坦,即现在所说的巴勒斯坦,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所作181号“分治决议”,犹太人可在约旦河以西成立以色列国,划给领土面积为1.47万平方公里;决议同时允许在约旦河西岸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即当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国家,规定领土面积为1.15万余平方公里。还规定,“圣城”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化”,犹太人、阿拉伯人都有权居住,由联合国代管。

    没有料到,这样一项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得其所”的决议,竟然是两族从此走上“冤冤相报”、无情残杀之路的开端。

    决议执行情况是,1948年英国首先结束对西巴勒斯坦的“托管”。犹太人同意181号决议,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成立以色列国。而诸多阿拉伯国家则断然反对,拒绝接受联合国决议。它们在以色列建国次日(5月15日)向以色列宣战。是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有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以及“阿拉伯解放军”、“阿拉伯拯救军”参战,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于1945年3月,成员有埃、叙、伊拉克、约旦、沙特、也门)对以色列宣战。阿拉伯联军战力明显优于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士气高昂,结果联军败于以色列。以色列得以占领上述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国”部分地区,领土面积扩大为2.07万余平方公里。不过约旦也趁机占领约旦河西岸约4800平方公里土地,埃及占领加沙地带258平方公里。

    这次阿以战争的开启,是此后双方仇杀对垒、战乱不绝的重要原因。随着各阿拉伯国家分别退出战争,战祸主要集中于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居民之间。

    此后,以色列通过1956、1967、1973、1982年战争,先后打败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不仅占领了划归“阿拉伯国”的全部领土和整个耶路撒冷,而且一直对其余阿拉伯国家利益构成侵犯或威胁。除了第四次(1973年)中东战争是由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合发动之外,其余都是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行为。第四次战争中,埃及军队一度横渡苏伊士运河,摧毁著名的“巴列夫防线”,叙利亚军队攻至太巴列湖,但是都未能巩固战果。以色列于1980年7月30日宣布耶路撒冷为其“永久首都”(实际首都仍为特拉维夫)。大批巴勒斯坦难民由此产生。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将近200万,其中近百万人生活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老区,其余100万难民长期生活在50年前为他们搭建的难民营中。巴勒斯坦原阿拉伯居民当然不肯屈居人下,长期流离失所。1964年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告成立,从此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权利斗争进入较有组织阶段。1987年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迟至1988年11月5日,巴解组织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接受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建立巴勒斯坦国,同时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但是,由于此时不论领土还是“首都”都在以色列的有效控制之下,它的要求一直不能落实,更谈不上明确的划界了。1996年1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区举行第一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巴权力机构主席,成立“巴勒斯坦国”。随后,阿拉法特任命了由21人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执行局。联合国表示祝贺。但此后巴以冲突升级,仇杀不断。

    联合国一直试图合理解决巴以矛盾,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过收效甚微。继上述181号决议,1967年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从它武力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公正解决难民问题。1973年10月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就地停火,执行242号决议,开始和平谈判。此前,1972年9月5日在慕尼黑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一次绑架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并且残忍地加以杀害,开启了当代恐怖袭击的先河。国际社会给予了以色列无限的同情。以色列早已是联合国成员。1974年联大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只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代表,给予观察员地位。1975年联合国成立“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委员会”。1976年以来,始终邀请巴解组织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中东局势、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

    联合国一再增加巴解组织的参与权和特惠权。但是,联合国的良好愿望必须,并且只能建立在巴以痛下决心停止仇杀,诚心寻求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同时美国也必须停止偏袒以色列。随着冷战结束,巴以仇杀本应逐步转向和平,可是事与愿违,至今仍然看不到隧道的尽头。1991年10月双方在美苏主持下开始在马德里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到1993年年中会谈停滞不前。谈判转入秘密协商,有关方面在挪威就巴以权益问题继续会谈,终于在1993年8月达成初步协议。1993年9月10日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相互承认并换文,9月13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宣言》(又称《奥斯陆协议》或《奥斯陆第一项协议》),协议规定,5年内分三个过渡阶段,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自治权利。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决议,支持巴以《宣言》。1994年巴以在埃及签署《关于加沙赫杰里科自治执行决议》(又称《开罗协议》)。7月,阿拉法特返回巴勒斯坦,在加沙西岸耶利哥地区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此后,双方继续谈判被占领土、双方边界、难民、以色列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1995年9月28日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又称《奥斯陆第二项协议》),它比起《奥斯陆第一项协议》有了更大的进展,和平似乎有了希望。1998年10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怀伊协议》,以色列在协议中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但是此后,和平进程严重受阻,双方继续采用过度暴力加剧冲突。直到1999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人斡旋下,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签署《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重申履行此前各项“临时”协议和1993年后所有协议的决心。但是和平进程再次因为以色列强硬派政党利库德集团执政,不执行和平协议,继续扩建定居点,修建隔离墙,一再对邻国黎巴嫩、约旦动用武力等行为而搁浅。2000年7月,美总统克林顿在戴维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谈判未果。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阿族起义爆发。以色列总理沙龙于2001年3月15日宣布拒绝执行《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协议,提出,以巴恢复和谈的前提是,巴方必须停止针对以色列各种形式的暴力袭击活动。这时,以色列对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和平愿望以及领导能力,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巴以民族暴力冲突重新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世人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难以分辨谁是谁非了。

    二、“哭墙”与阿克萨清真寺的诉求

    提起犹太人,世人定会想到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第4期姜长斌:公正评价犹太人、犹太教和巴以冲突

    实行种族灭绝、屠杀犹太人达600万之多的残酷史实。这一人类历史的巨大伤痛和悲剧,使我们对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充满同情,也使我们完全能够接受犹太人在丧失祖国后复国———重建以色列国这一事实。犹太人历史上绝不止于遭受纳粹大屠杀这一灾难。耶路撒冷“哭墙”的存在,不仅纪录着犹太苦难史,同时也在呼唤人类的良知。“哭墙”,是古代耶路撒冷旧城区被摧毁的犹太圣殿西侧残存的一段围墙,长仅50米,由巨石砌成。它名为“西墙”,但更常用的名称却是“哭墙”。它是犹太人世代悼念、祭奠苦难的祖先、祈求和平与安宁的圣地,它是犹太民族心目中的“永存历史”。

    早在3千年前犹大联合王国时期,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首都,犹太教被定为国教,在城内修建宫殿与耶和华神庙。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大力兴建犹太教耶和华圣殿,史称“索罗门圣殿”。公元前923年后联合王国分裂为巴勒斯坦北部以色列王国,南部称犹大王国,领有耶路撒冷首都,圣殿“神圣”依旧。但是此后犹太人经历了三次历史苦难和“大流散”。

    第一次是从公元前722年起。巴勒斯坦被亚述王国逐步征服,前701年耶路撒冷陷落,犹大王国沦为附属国,犹太人遭受异族奴役。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二世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前590年埃及法老第三次进攻巴勒斯坦,犹太人固守耶路撒冷城一年半之后于前586年沦陷,王宫化为瓦砾和灰烬,所罗门圣殿被付之一炬,犹太王双眼被挖,连同王室成员在内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随胜利者迁徙,沦为“巴比伦之囚”。前539年波斯军队征服巴比伦,巴勒斯坦再次易手,约有5万名犹太人获准返回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圣殿获重建。

    第二次是从前332年起。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三世攻占西亚,耶路撒冷遭洗劫。此后,犹太马加比家族于前168年领导起义,从塞琉古王朝统治下获得半独立,建立哈斯蒙王朝,耶路撒冷圣殿再获重建。

    第三次是从前63年起。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再遭罗马帝国毁灭。此后,犹太人不堪苦难与凌辱,掀起大规模反抗,史称“犹太战争”。前4年、公元6年、66年,直至115年,犹太人多次起义均遭镇压。据犹太史学家阿巴·埃班记载,在古代,罗马帝国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最大。罗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除了大肆盘剥犹太人之外,曾企图抢劫圣殿财宝,犹太人被逼无奈,起而暴动。公元69年,耶路撒冷遭围攻,起义者困守近一年,最后一批起义战士守在殿内,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力量薄弱,或被俘或自杀。圣殿财宝被洗劫一空,建筑化为一片废墟。从此被毁的圣殿再未得重建,只留得残垣断壁。罗马人反犹太战争持续至公元135年,直到位于死海之滨犹太沙漠最后一座要塞马萨达陷落才告终止。大批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死于战乱的犹太人达150万之巨。所罗门圣殿西侧遗留至今的一段围墙,就是今天的“哭墙”。

    传说当年罗马人焚烧圣殿时,有六位犹太教天使坐在墙上哭泣,泪水粘连石缝,致使大墙永远屹立不倒,成为犹太民族苦难史和团结奋斗信心的象征。在罗马征服者的铁蹄下,更多的犹太人或被卖身为奴或逃离家园。从此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故国”。他们流落欧洲乃至世界各地。但是,犹太人对其民族苦难史的记忆却永不泯灭,“哭墙”被视为民族的永恒象征,———其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忠贞不渝,又有对过去和未来的深沉思考。两千年来,犹太人每年宗教节日或者回归故国寻根问祖,都要到哭墙脚下祈祷,或低声或放声哭泣。二战后,侥幸存活的犹太人第一次回到“哭墙”前,都不免放声痛哭一场,久久不肯离去。

    公元70年代在圣殿被摧毁之前,到底有多少犹太人?史书记载,巴勒斯坦约有300万,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各有100万,散居其他地方的远远超过100万;总数达800万之多。丧失祖国、流落世界各地以后,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犹太现象”。他们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东欧、俄国,虽然被视为劣等民族,备受歧视和种种屈辱,饱受“反犹主义”之苦,———从政治地位、居住场所、生活权利到所从事的职业都不得不忍受从当地政府法律严格限制。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成千上百年来犹太人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沦落,颓废。他们保持着统一的宗教,使用统一的国际性“意第绪”语,(亦称“依地语”,使用希伯来文字母,吸收其他语言成分)。

    犹太人不仅顽强地传承犹太文明,而且持续不断地推出一批批杰出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诗人、作家、艺术家,为发展人类共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没有排犹纪录,中国就属于这个“极少数”之列。十字军东征开始后,12世纪移居到中国宋朝开封的几万犹太移民,与当地汉民世代和睦相处。他们在那里修建的犹太寺庙存在了700余年之久。由于犹太人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寺庙于19世纪中叶被自然遗弃。从遗留下来的庙图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庙门牌楼上有清康熙御笔“敬天祝国”字样。那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提起此事,以色列学者和国民至今仍然对中国人满怀友好之情。宗教文明方面,犹太教教义和经典先后被基督教、伊斯兰教借鉴。

    三教之中犹太教最为古老,其先进性在于:它最早摆脱原始拜物教和多神教,崇奉无形的、最高的、唯一的精神主宰(耶和华)和普济苍生的理念以及道德行为规范,促进人类观念的变革和进步。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借用了犹太教圣经的《旧约》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又通称为“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教”。

    当然,三者的差别也在情理之中,例如基督教的《圣经》就对犹太人贬抑甚多,倒是《古兰经》对犹太人褒扬多于贬抑。公元7世纪后,原巴勒斯坦地区遗留的犹太人虽然受到阿拉伯统治者一定的法规限制,但据阿巴·埃班记载,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还是和睦相处的,“在穆斯林统治下,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迅速地恢复了元气。这个曾经遭受拜占庭统治者镇压和蹂躏的犹太社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可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古代并非像今日这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真正带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空前共同灾难的,是开始于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在天主教教廷的唆使下,西欧、中欧天主教徒以讨伐“异教徒”为使命,镇压伊斯兰阿拉伯和各地犹太人。

    这种大举“东征”仅11-13世纪就反复进行了8次,13世纪以后十字军“圣战骑士团”直到18世纪才告终止。对此漫长杀戮史的解读只能是: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什么宗教战争,而是在中世纪黑暗年代披着宗教外衣的东西方封建霸主对阿拉伯和犹太民族(所谓宗教异端)的侵略和扩张。随着伊斯兰教于7世纪的诞生,阿拉伯半岛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经“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鼎盛辉煌,随即走向分裂、衰落,至11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直到20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同时处于被侵略和被奴役地位。

    耶路撒冷古城(东城)犹太圣殿被罗马帝国摧毁后,圣殿一直未得恢复。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后,下令在废墟基础上建设伊斯兰圣殿。从保留犹太教西端残墙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对犹太教并不敌视。重建的圣殿称作阿克萨清真寺,现今的阿克萨清真寺气势恢宏。阿克萨清真寺像“哭墙”一样,是教徒的信仰象征。显然,两民族的祖先都不可能预料到,他们的后代竟会陷入今日的敌对与仇恨之中。

    三、“换位思考”:期待两民族的妥协和退让由上述可知,以巴并非历史上的世仇,倒是有着和睦相处的传统,但是从现实看,却又杀得难分难解,令人扼腕叹息,难以理解。究竟原因何在?19世纪末,跟随欧洲,特别是东欧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色列人出现了以魏茨曼(1948年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世纪初,处于奥斯曼帝国或者西方列强统治下的阿拉伯人则出现了阿拉伯民族复兴浪潮。

    应当说,这两股思潮都具有进步意义,可惜它们都被大国———英、美、苏所利用。可见,最终解决他们的问题,还得靠阿拉伯和以色列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了14个阿拉伯主权国家,占有约6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昔日阿拉伯哈里发或伊斯兰名城,如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麦加、麦地那,都为阿拉伯人所有。至于耶路撒冷,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都相继宣布为自己的首都,成为以巴纷争的焦点之一。

    据统计,当今世界约有1300万犹太人,美国最多,570万;以色列近500万;法国52万;加拿大36万,其余约200万散居其他国家。而阿拉伯人仅阿拉伯半岛、西亚、北非就超过1·5亿人,是以色列犹太人总数的30倍,土地面积是以色列现有土地的200余倍。以色列不会不知道,尽管阿拉伯世界存在内部矛盾,分散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以色列,但是长远对峙下去,民族仇杀无限期地加剧,最终获胜的将是以全体阿拉伯人为后盾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大格局的变化,以色列必将逐渐失去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优势,让位给发展潜力巨大的阿拉伯敌手。不仅以色列和阿拉伯的仇结无法解开,而且还会引起世界9亿多伊斯兰信徒对以色列的敌视。此外,以色列面对的对手除了阿拉伯民族,还有虎视眈眈的异族邻国———伊朗。由此我们想到,今日强势犹太人应该冷静下来,特别需要“换位思考,需要妥协退让。

    他们应该有“铸造友谊”的理性智慧。犹太民族的历史证明,它具备第4期姜长斌:公正评价犹太人、犹太教和巴以冲突这种智慧。它能够抛弃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当代,以前总理拉宾为代表的“土地换和平”思潮,实在是以色列光明前途之所在。拉宾凭借在以色列的崇高威望,会同佩雷斯与阿拉法特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签订了本文第一节提到的1993(两次)、1994、1995年一系列和平协议。

    国际社会对以巴协议一再表示祝贺。1994年拉宾、佩雷斯、阿拉法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当以巴和平露出曙光之际,1995年11月4日晚间,拉宾遭犹太极端分子枪杀,世界为之哀叹和惋惜。但是,拉宾伟大的“换位思考”、“妥协让步”精神并没有死,拉宾是现代犹太人不朽的民族英雄。执政的利库德集团一贯以政策强硬著称,其领导人沙龙2001年3月上台后立即推翻《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以暴抗暴。

    我们注意到,沙龙政府的政策随后有所缓和,因为它怀着绝望的心态(修建“隔离墙”就是一例)评价巴政府,认为只要阿拉法特在任,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就不会停止暴力袭击。以色列执行单方面撤军政策也是出于无奈。以色列当局似乎意识到自己经不起长期的对抗,但是它坚持它的谈判对手必须是有威望和可信的。除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不依不饶的抵抗之外,沙龙还曾面临犹太极端分子的挑战和威胁,甚至不排除对他采取“拉宾式解决”。如今,沙龙退出政坛,阿拉法特病逝世,但是,巴以冲突还在继续。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继续采取强硬的对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又起,加上巴勒斯坦哈马斯上台后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升级,巴以冲突和巴阿冲突再次加剧。中东和平再次陷入僵局,美国当局擘画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四、小结

    可以看出,巴以冲突并不是所谓阿犹两族“宗教分歧”引起的“文明冲突”,如果本着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三大宗教原有的宽容的“原生态”精神,必然有助于冲突的消解。巴以冲突的解决首要的是双方要逐步建立起安全保障和政治互信的有效机制,否则和平共存就很难解决。笔者坚信,在国际社会的公正调解下,巴以双方放弃对抗和仇杀,走出“以暴抗暴,以火灭火”的怪圈,在美国认识到偏袒无助于以色列和美国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继续作出超级大国曾经作出过的建设性的促和工作,拉宾为之付出生命的以巴和平事业终将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