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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发生的8.0级地震，是一场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这场灾难使我们的伤亡巨大、损失惨重，人们将长期处在悲痛之中。但是，地震以后国家财政、一些企业、各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为重建他们的家园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资金和物资。为我们加强这个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发展旅游业等方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首先为加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条件。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是没有钱，这是困扰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也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最头痛的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合并村庄盘活土地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钱，就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农村建设就会很难建成。这个问题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有的农村基层干部甚至提出，我们这里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花钱买，如果按照我们的困难情况计算，再过20年也建设不了新农村。当然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它切实反应了困难地区建设新农村的艰巨性。这次地震的汶川地区就是这种困难情况。但是，这回有了钱就可以用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建家园合并村庄，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档次。 其次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条件。笔者在去年到“九寨沟”旅游，曾经路过这个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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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廉洁行为与腐败行为，不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也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但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也模糊了这两种行为，如，有些人把喝一场酒、吃一顿饭、收一条烟等当成腐败行为。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把“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也算作一种腐败行为。这种认识不但混淆了不廉洁行为与腐败行为的性质，而且还造成了腐败概念的泛化，对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十分不利。它模糊了人们的反腐视线，还使人们产生了腐败问题越反越多的错觉，使人们丧失了反腐倡廉的信心，干扰了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因而，在观念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不廉洁行为与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 不廉洁行为，在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一些企业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吃拿卡要、“三乱”、贪占公家或集体的小便宜、生活作风不检点、私设小金库为小团体谋利益、乱发钱物，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 腐败行为，在我国当前的一些地方和领域及部门表现得比较突出和严重，但是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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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河南省商丘市采取政府出资的办法补偿公务员辞职经商，在当地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商丘的这种做法并非个别现象，在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公务员辞职经商已经造成不良影响，这次商丘不但不接受教训又给其补偿鼓励公务员辞职拿着财政的钱去经商，这是一种推波助澜的错误行为。其危害是非常大的。 一是容易造成与民争利的不正之风。辞职经商的公务员大都不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经商，而是违反《公务员法》的规定，利用原来的职权和工作关系搞经营、做生意。这就挤占了下岗工人的部分就业岗位，容易造成与民争利的不正之风，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容易造成执法不公影响政府形象。这种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土政策使一些公务员在职时不能公正执法，过早地考虑个人的后路，容易拿着原则作交易，为自己今后辞职经商铺路，容易影响政府的形象。 三是容易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编制膨胀的恶性循环。一般来说，辞职经商的公务员大都有比较高的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且经验丰富，正是在党政机关干事业、创业绩的人才。但是，他们却大批的辞职经商了，造成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人才流失。同时，这些公务员虽然辞职了，但是他们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又不能办理退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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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6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话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是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求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需要 新时期以来，我们对干部学习和培训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即：从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调整为以马克思主义，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化科学知识、业务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和培训，这一转变无疑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在注意到这一转变的同时却忽视了另一种倾向的出现。目前，一些地方的干部学习和培训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知识化、专业化、轻革命化的倾向，注意了对干部专业技能和岗位的学习培训，忽略了对干部进行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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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的影视界，创作和改编了一批反映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功伟绩的影视作品。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反复播放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为共产党人崇高信仰而英勇奋斗的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这也是一部红色经典，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笔者对这部电视剧也是百看不厌，总感觉这部电视剧不但有艺术性而且还有比较深刻的教育意义。我把自己的特别感受说出来，与热爱红色经典的朋友们共享，迎接建党87周年纪念日的到来。 一是，比较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信仰和信仰的伟大。这是该剧的一个看点，也是最特殊、最成功之处。领衔主演李光洁，演绎了一个忠贞不渝，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而战的热血青年巩向光。联合主演姚安濂，演绎了一个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老奸巨猾的余沁斋。巩向光在遭到敌特的暗算后又受到自己同志的误解，甚至还曾经被作为锄奸对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是怎样深入虎穴与敌人周旋，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呢？看了这部电视剧就会明白：答案只有一个，除了他的大智大勇外，就是他具有共产党人崇高信仰的支撑！ 二是，故事完整、情节合理、富有悬念、且经得起推敲。制作这类表现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特斗争的影视作品，必须故事完整、情节合理、富有悬念。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等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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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相关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2/032915853564.shtml）。笔者以为，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很多，类似瓮安事件在社会上也不止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瓮安事件中看出，现在我们各地的信访局长都由部门领导干部担任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不利于做好信访工作，更不能快速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必须尽快建立由各级政府一名副职担任信访局长的新机制，才能积极的做好信访工作，从容和快速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做的优势是： 有利于代表政府与上访群众直接对话及时化解矛盾。现在各地的信访局长都是由部门领导干部担任，他们也想把信访工作做好，但经常是力不从心，忙于奔命，两头受气、事倍功半，领导不满意、群众不喜欢，现在有许多干部不乐意担任信访局长。人们常把信访局长这个岗位说成，能人不想干，平庸的人又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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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7月11日）报道，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87周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两千余名市直机关干部带头共唱红色革命歌曲,一时间，红歌唱响了整个山城重庆。（新闻链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7499404.html）红色歌曲不但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而且还能鼓舞人们的斗志，促进我们的工作，有着很强的魅力。 一是，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所以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是，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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