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其历程和成就，所碰到的问题，以及目前究竟怎么来进行评价，怎样总结，学界观点并不一样，这也是正常的。我觉得应当有个共识，需要进行客 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客观总结改革开放的得失，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是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搞好改革与发展大业。是为了推 动经济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既要正面总结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一面；也要总结某些方面的不足。肯定成就，是为了沿着改革的正确方向与道路继续前进；正视不足，是为了弥补缺失，改进 工作，以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一种绝对化的看法：不允许对改革开放提任何缺点和意见，甚至不允许讲反思。似乎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不足或缺失，谁 要讲点缺点，谈点不足，提点完善改革的意见，就说谁是反改革。更有人把强调应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赞同把国企“一卖了之”、批判新自由主义等也指责 为反改革。有必要弄清，在谈论改革还是反改革问题上需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方面。事实上存在两种改革观。党中央和邓小平所主张和实行的改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旨在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某些人所主张的改革则与此相反，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他们搞“ 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他还指出：“某些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 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297页)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 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类“改革”家高调批评别人“反改革”，实际上是不满别人不赞成和反对他们所主张的私有化、全盘西化的改革。这 种“反改革”并没有错，是用正确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反对打着改革旗号演变社会主义的所谓“改革”。

    毋庸置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是主要的，应在总结经验中充分肯定。但能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没有任何需 要总结的教训和缺失么？党中央并不这样认为。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 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 急于求成的偏向”。并提出了具体事例。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做调查研究，多走群众路线，努力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自 1989年以来，又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涉及面更宽，力度更大。改革的成就也更多。但广大群众也切身感到存在一些问题和偏误。比如说，改革过 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负责人借改革之机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或是官商勾结，以超低价将国企出卖给私商，如果事先有个出卖国有企业的严格的 章法，有一定的审批程序，公开竞标出售，哪些国企能卖，哪些不能卖，事先有安排，就会好得多。还有，长期流行着一个口号式的提法，即“国退民进”，它广泛 地被误解为是中央提出的指导思想，其实中央并不赞同某些学者宣传的这一偏颇的提法。《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刊发过不赞同这样宣传的文章，但力度和影 响不大，没有起到应有的澄清理论和政策是非的作用。现在还有人在继续宣传“国退民进”。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讲“国 退民进”。意味着国有企业只留下一个“退”字。退出来让位给私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般作为私有企业的代名词，似乎改革的战略就是让私有制企业取代国有企业。 前些年出卖国企成风、“一卖了之”的现象，与“国退民进”的宣传是有联系的。如能公开对其澄清，辨明理论是非，消除其负面影响，国企的损失自然会小些。再 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30年来，财富大幅度增长，人均GDP翻了三番多，但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提出应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完全必要和正 确的。如果能更早地关注和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会更大一些。我们的国民收入大幅提高了，现在满大街上是私人小汽车，许多人的居住条件显著改 善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我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确提高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在中央党校《理论前沿》去年第22期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具体讲了改革的成就，配合十七大讲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了，经济总量已从世界第十一位跃至世界第四位， 将进入世界第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们改革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这对摆脱普遍贫穷 起了积极作用。但30年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愿实现了，可是没有带动起后富。现在中央着手解决“三农”、下岗工人、农民工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等。我们新的中央领导，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乃至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改革，还存在一些什么 问题？要不要探讨，要不要总结？我觉得应该回顾，应该总结，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并不是反改革。

    有人宣称，出现了一股反改革的思潮，但没有举出具体事例。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站出来反对改革的？反对什么改革，怎样反对？邓小平讲，中国没有反改革 派。当然也不能否认，会有个别或少数人有另一种比较偏颇的看法，就是用“过去的”剪裁和评判“现在的”。把问题和不足看的偏重，把成就和功绩看的偏轻。对 改革开放质疑多，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类意见多见于网上和会议发言，影响并不大。据说也有个别人肯定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能赞同。而且也 不会起什么作用，并不成为“思潮”。不能把个别事例扩大化，将其与正当地提出改进意见，主张反思，混在一起，都作为反改革来批驳，甚至把与中央一致的理论 认识，如强调更加重视公平，主张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也诬之为反改革。有人把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主张缩小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正确意见，竟说 成是“左”派挑起的有害的事端。我尽量不用“左”和右的政治概念，主张应分清带引号的“左”和不带引号的左。不带引号的左派，是代表革命，代表进步的。国 民党左派如廖仲恺、何香凝等我们党是肯定和支持的。鲁迅等的左翼作家联盟，是进步的，鲁迅是左派。我们反“左”是反那个带引号的极左。有时候反“左”，有 人把不带引号的左也去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作为“左”来反。

    该怎样回顾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我的看法是：一，应以正面总结和宣传成就为主，但少讲不讲大话、空话、套话，不要千文一面。文章要有思想，有见解，有分 析，有归纳。要总结出水平，将经验上升到理论，要探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好地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二，要敢于实事求 是地总结理论认识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足与教训，不要回避。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科学态度。这样 做有利于我们正确面对和解决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三，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需要过多强调个人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贡献，那种高 调凸显自己，自我吹嘘的东西，多不如少，少不如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怎样提出和发展的

    我们要客观看待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评价改革开放的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前进。纪念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必然会碰到和需要弄清楚一些理论问 题。对有关改革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也需要总结，比如：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模式转变，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胡锦涛同志概括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首先肯定“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 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8年5月9日)但这两种不同体制的转变过程，在理论研究和宣 传中，需要按照理论提出和发展的实际轨迹实事求是地加以阐述和分析。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最初提出市场经济的原有观点的内涵 是什么？他的市场经济思想有无一个发展过程？应当肯定，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思想是在邓小平赞同和支持下由陈云最先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6月 13日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陈云在改革中的理论思想贡献，指出：“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他 特别指出，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有市场调节的“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云与邓小平都是把“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使用。据《陈云年谱》下卷第236页记载，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上说：“我同 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 陈云3月8日写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也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通用。原文最后部分提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并不随 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正式发表时，根据别人建议，将“市场经济”一词改成“市场调节”，1995年出版《陈云文选》 时，又把它改回为市场经济了。再者，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现在所实行的市场经济。邓小平于1979年11 月份与外宾谈话时，讲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指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是现在实行的放弃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有很 多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学者，说小平同志1979年11月份跟外国人谈话就提出了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无法说明：既然是1979年就提出现在实 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还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它还讲，“就整体说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 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邓小平同志对这个文献大加赞扬，完全肯定。所谓就总体上说，我们 的改革是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正是隐喻地表示不能全部或全面实行但可以局部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市场调节”为辅意义上的市 场经济。而且，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的谈话讲的是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前后的意思是一样的。

    邓小平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善于听取和采纳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在改革的前期，他完全赞同陈云的经济体制改革观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讲：“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年谱》下卷，第293页) 为“主”为“辅”的模式写到十二大报告中，写到其他中央文件里，写到宪法中，这是在小平同志指导下写的。可见，陈云和邓小平在改革前期，那个时候讲市场经 济，不是现在否定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市场调节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作为理论工作者对于改革理论的发展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要实事求是 地评介，应弄清事情发展的实际过程。

    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思想也发展了。1987年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谈话中说，“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所谓学苏联搞计划经济，是指只搞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据此，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 主。在1989年6月9日政治风波后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这已经不再是“为主”、“为辅”的结合模式，而 是如十三大报告中所讲的，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结合，二者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结合了。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199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完全超越和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属性的传统看法。确立了我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超越了过去的理论认识。十四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指导，提出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我们现在有些教科书，有些论文，说小平同志早在 1979年11月就提出了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没有从发展的角度去把握，这个不符合事实。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赞扬小平同志，肯定小平同志的 功劳，但要一是一，二是二。在中央决策层，市场经济思想是谁先提出来的，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思想是怎样的发展过程，原原本本如实地把它阐发出来，这个更符 合实际，我觉得这样更有利于树立小平同志的形象。

    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蕴含着对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体现着适应当代科技进步，适应现代化发展时代潮流的前瞻性认识。实践证明：“大跃进”、“超英赶美”、“全民炼钢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违反经济规律，不是科学发展。靠“长官意志”决策，“瞎指挥”，不是科学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GDP挂帅，粗放式经营，也不 是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讲的科学发展观，不言而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发展观。讲以人为本，首先要关注 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避免或缓解收 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既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和优势，也要注意克服和减弱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为此，一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二要强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不要流为抽象的口号，成为 作报告，写文章的大话、空话、套话，应重在落实。需要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贯彻和实现。

    三、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的宝贵经验之一。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某些学者所主张和宣传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是公有制，只能是私有制的观点。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 要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市场和市场经济是统一的，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形成的多种市场经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 济是一样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既包括公有制经济，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央文件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不少人将这一论断理解和宣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两个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有人又根据这种混同，认为只要大力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就等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有经济可以不要，公有制经济 不是社会主义特点。其理论倾向自然是私有化道路。其实，之所以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有“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条 件，离开公有制为主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改革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不能倒退，经济体制 不能倒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能倒退，既要讲改革不能倒退，也要讲社会经济制度不能倒退。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但是，我 们需清醒地认识：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某些势力，在想方设法采取暴力的方式或非暴力的方式图谋演变我国的社会制度。怎么保持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在经 济制度上，不要空谈公有制为主体。从现在的统计材料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公有制可能越来越不是主体，怎么办？如果公有制越来越缩小，缩小到20%了，私 有制扩大到80%了，还叫不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能不能坚持？怎么坚持？

    四、怎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主张搞公有制，不是从什么道义、公平原则出发的，首先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因为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进步，更有效率，它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马 克思主义讲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因为它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不是仅仅从意识形态考虑的。我觉得我们改革，怎么样搞好国有企业，怎么样搞好公有制，使国 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搞得生机盎然，是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出台一些有效措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有企业是不是已经实现我们原来搞好搞活的目标了？国有经济和集 体经济，在绝对量和比重上不断下降。一定程度的下降是必然的，合乎国情的，但总应该有个底线，不能下降到私有制为主体，再者，留下来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怎么真正搞好搞活，真正表现出它的优越性？还远远做得不够。

　　报告新意何在？确有人提出疑问。但只要不是从表面上看，深入学习，了解其背景，就会感到有一系列的创新。

　　一、报告特别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针对性是什么？起码有三个针对性。

　　1、多年来，人们一直搞不清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代”就要树一个“里程 碑”？邓小平理论人们一直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什么关系呢？十七 大报告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不是 “一代”树一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并列的“里程碑。”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届又一届的新的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一般而论，均包括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了。

　　2、毛泽东思想与这个理论体系是何关系，也是多年来讨论的问题。一种观点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毛泽东同志都提出过的，言下之 意，没什么新鲜。有些人以此贬邓。这自然是不符合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实际的。实际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均属社会主义，但 是不同的社会模式。十七大报告十分明确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毛泽东领导时代，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改革开放的“基础”，“为当代中国一切 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现在仍有 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始于毛，成于邓”，显然没有正确领会十七大报告意思。“开创”就是“始”。当然，“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也是由决定性意义 的。

　　3、从中共十二大起，一直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七大再次强调，意义何在？中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说在“十字路口”似不过 分。这个转折时期，一直存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搞什么“主义”的选择。十六大以来，大的争议起码有三次。一次是人们熟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经 济学家”关于改革问题的激烈、深入的论争。另一次在政治领域，是关于苏共为什么丧权亡党的讨论，有人把苏共亡党根本原因集中到戈氏等没有坚持斯大林式的“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举起“斯大林这把刀”，这种看法受到北大、人大、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一批苏联问题研究者的尖锐批评，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 没有搞清楚中共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建设政治文明，把尊重人权写进宪法同总结和吸取苏共丧权教训的关系。还有一次争论是由一篇标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的文章引起的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含义深刻的争论。把这几次争论的问题集中起来，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如何评价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要不要社会 主义，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七大报告正面地、又很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自 由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体现了胡锦涛“6?25讲话”中 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特别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专章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 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实际上回答了“回到继续革命学说”的影响不能低估的社会思潮。

　　二、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1、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传统的即苏联的发展观和战略，我把它归纳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 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发展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这里讲“重”与“轻”是相对而言，是 指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轻经济”是指没有始终把发展经济放在基础的地位，而把“政治”放在脱离经济基础的决定一切的地位。结果“唯物主义”变成了“唯权 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

　　这里也不是说被着重发展的都不对。比如一定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加强国防建设、强调发展速度、强调积累、强调国家利益等，谁能笼统说不对呢？问题 在于“度”，在于任何发展战略都有时间、条件、地点。比如苏联人把70%-80%的工业生产能力用于军工综合体，把国家预算的一半左右直接间接地用于军事 目的，就过度了，超过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国家实力。

　　这种发展观和战略，在苏联发展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偏差也是明显的。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均不 协调；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活力和后劲，因而难以持续；特别是不能很好地体现以人为本这一共产党人本应有的执政理念（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 总值不到30%，而同期美国为62%）。苏联剧变、苏共丧权与其发展观的弊端不无关系。

　　2、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发展观和战略有不少是学苏联的。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调整了发 展观和战略。但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中断了这个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调整发展观和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农村办乡镇企业 等；但外延、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未根本变化。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先富论”等。首先要解决的是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先吃饱穿暖，吃好穿好还提不上 来。要快、要多、要速度，GDP增长几乎成了唯一的目标。于是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资源耗损、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厉害等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3、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突出表现在把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

　　发展，特别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所以是“第一要义”；整个社会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以只有全面协调（按比例）发展，发展才能持续；在社会的大系统中的发展，必须统一筹划，全面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所以统筹兼顾是“ 根本方法”；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讲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必须把人的作用算进去，而且人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所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解决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发展成果谁来享用的问题。这里，为谁发展与怎样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只有以人为本，以广大民 族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可能做到又好又快、全面协调和持续的发展。

　　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五个统筹，三个转变，才能使中国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略）

　　三、扩大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与党的建设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党建六个方面的建设，在十七大报告中共六章，是报告主体部分。每部分均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以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作为指导。

　　1、把“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单独一部分，这是以往党代会报告未有过的，而且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包括的几方面内容均 为百姓的热望，也是近年来开始实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有几个新的方针政策。同十六大报告相比又迈进一大步。十六大讲的是“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七大讲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劳 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中，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其目的在于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当然，分配政策中提 低、扩中、调高、取缔非法、保护合法这些基本政策十七大与十六大无异。但一个问题似无触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即工资，是劳动成本补偿，而不参加利润的分 配，利润几乎为资本独占，这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应持之原则，利润应在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分配，即大家都有分红才是。为何这些年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为官不 正和为富不仁除非法所得外，独占利润被视为“合法”，这是一个需探讨的大问题。

　　如果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为广大民众共享，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离开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文件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讲了半天是在外围绕圈子，核心是什么？离不开公平正义。

　　2、民生的改善必须有政治保证，这个“政治保证”就是人民民主。缺乏人民民主，民生的改善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或被层层打折扣。

　　这些年来为何民生问题那么突出？诚然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人均居房6.7平方米，现在人均28平方米。人均不到10平方 米的有千万户,属困难户,政府努力解决。最困难的也超过30年前的平均数。可见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民生的改善确实落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何？钱花到 哪里去了？确存在钱被一些人贪占了，挥霍了。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就是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尚有问题。不少官员腐败受贿，屡反屡发，有的“带病晋升”，就是 缺乏民主。上海社保大案，“有腐败、无举报”，为何？老百姓不敢、不想、不能举报。不能——缺乏条件、机制，不敢——怕打击报复，不想——无能为力，无可 奈何。“哀莫大于心死矣”！为何决策中问题那么大，个别地方干部奢侈浪费、大讲排场？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100万元的镇竟决定用400万元建7幢办公楼， 一个街道办事处竟要耗资数百万去建10层的办公大厦？江苏一个贫困县竟强制县城百姓耗资千余万搞“亮化工程”，每到夜晚，万家灯火齐亮，五彩缤纷，为谁争 “面子”？这些事若让百姓参与、监督，还会发生吗？

　　中国现在比较集中的问题是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过大，比许多国家高得多。2003年，日本为2.38%，美国是较高的，9.9%，我国是 19%，2006年是18.73%，而1978年是4.71%。为什么？政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人民”难以知情、参与、 管理、监督。即使是懂专业的人大官员，对决算预算的审议也是不怎么明白。“公仆”的工资多少？多大编制，“主人”有几个知情？这就是体制性的问题，这个现 行的体制，人民民主不充分。行政开支太多，用于社会建设（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也就少了。以公共卫生投入为例，政府的投入所占比例比国外发达 的、不发达的国家小得多。于是“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更显突出。没有人民民主，怎么改善民生？！

　　所以，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其中不少论断落地有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说，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 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党内民主没有人民民主来推动是不行的）。报告对扩大人民民主提出了一系列很有 新意的、切实的措施，如“健全和扩大基层群众自治”；“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读来令人鼓舞。

　　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用什么来保证呢？用民主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没有民主制度，就不能保证管理者阶层对人民负责，为民服务，就会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权贵阶层，就会导致共产党变质，社会主义就不复存在了。苏东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发展民主以改善民生，十七大报告说明我党对自身的根本任务、根本目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的认识，又深入了一个层次。

　　3、在六个方面的建设中，最关键的、有全局性意义的是党的建设。报告讲党建的工程用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的词语，十六大报告这部分标语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十七大表示出新的态势。

　　历史说明，中共不愧为领导核心，“主心骨”。中共的执政能力与其历史使命和肩负的重任总体上是“相适应的”，或说可以胜任的。另一方面，存在问题也不 能小视、轻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说白了，不着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用什么来保证长期执政？有个电视连续剧，叫《家有九凤》。 老太太有九个闺女，老大是管家、管帐。最后老太太找她谈话，指出她贪占数千元，同时说了几句充满政治哲理的话，发人深省。她说：“这个院子里，数你最老 实，这个院最离不开的是你，让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这大体适用于大众对执政党中共的评价和态度。权力交给你，人们有理由、有权利对你监督，因为“不放心 ”。作为党的各级干部要切实牢记，你是“公仆”，人民群众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必须围绕和贯穿发展民主、改善民生来建设党，否则就不能避免党亡政息，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十七大报告是体现这个意思的：

　　第一，报告对党建总的要求是从严治建。严在哪里？要求“为民、务实、清廉”，“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2个字，分量很重。

　　第二，党建的主线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总的说就是要“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先进性建设就是要“ 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先进性的最重要标准，根本性的要求。把先进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是很不正确的。

　　第三，组织建设就是要造就高素质党员和干部队伍。而造就这支队伍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民主科学的用人机制。正确用人导向是“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选拔干部原则。“群众公认”越来越成为必要的条件，成为选人用人的决定性条件。

　　第四，党风廉正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报告严厉宣告，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最后说说几点感受。第一，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关键时期。我们不能成天把“主义”挂在嘴上；但不能不讲“主义”。“主义”是社会中不同阶级、阶 层、集团、群体的社会政治要求的集中表述。中国今天社会实际上存在不同主义。如果真心要搞社会主义，真心爱护我们的党，就要把着力遏制和干扰一个官僚特权 阶层、权贵阶层的形成作为政治中心任务来抓。现实告诉我们，这个权贵阶层实际表现是主张缺乏人民民主的、维护权力垄断的苏式政治体制加不讲社会公正的美国 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二者是可以结合的。它有理论，有社会势力。

　　第二，在社会发展的运作中，要特别重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八九十年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使我们受损最大的首先就是决策。在各层级、各部门的决 策中，要特别防止三种人相聚结的决策：为官不正者+为富不仁者+为学不良者（攀附权势、见利忘义的学者）决策，即贪官、奸商、文痞三结合的决策。

　　第三，要特别关注三个“1亿4.5千万”。

　　1、中国已有一个新的社会阶层，5千万人，加上从业者是1亿5千万。他们大部分在非公有经济领域，大多是非中共党员，知识分子。民营经济占GDP50%以上。掌握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也贡献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吸纳一半以上新就业者。社会结构变化是最需关注的变化。

　　2、1亿4千万的网民，大多是中青年，社会有生力量和未来。这对党传统的执政方式，特别是“灌输式”的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挑战。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最根本的“革命动力”还是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禁锢，不符合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潮流。互联网时代要管的问 题很多，其消极面自然要特别重视，但要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像温家宝对待媒介的“我有问题问总理”那样。

　　十七大报告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充满浪漫色彩，但是正确的。这是消除权贵阶层的最强大武器。老话说“公生明”，还可以说，“明促公”， 政治、政务不透明，社会公平正义难以保证。一个官员收入申报（请注意，这里还不是“财富”，而只是“收入”，不是“公开”，而只是“申报”）讲了多少年， 未见动静，有的官员公开说，“中国实行不了”。“主人”不知道“公仆”工资多少，在当今世界是不可理解的。怪不得有资本主义国家官员敢说他们“比社会主义 还社会主义”。中国当然需要脚踏实地，稳步渐进；但要提倡“大胆大步朝前走”。如果走不通，再检查我们的传统理论是否要修正。比方说，巴黎公社原则中的干 部拿着普通工人工资，怕不易行得通。但差距怎样算合理？但无论多少，要透明。“公仆”与“主人”一起磨合磨合，差距应该是多少才是“适度”的。不要回避问 题，不要闪烁其词，不要遮遮掩掩。这个问题早晚总是要逐步解决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与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一样，都是空中楼阁。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后落脚点是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谈所有权和分配制度，那么，就偏离了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论是最宝贵的。没有自己的理论，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不断探索的伟大革命。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2008年，中国迎来了两场“考试”。一场是“上帝”对我们的考试——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场是“世界”对我们的考试——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事 实证明，我们通过了这两场考试，让全世界的“裁判”收起了挑剔的目光。两场考试，不仅增强了中国的自信，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 成就，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

　　一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曾发挥过不容否认的积极作 用，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作用被过分夸大，成为束缚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就是在第三世界，中国也属于比较落 后的。如何使世界近1/4的人口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如何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 走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这是改革之初我们面临的严峻考验和现实出发点。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85％以上的投资由企业和社会自主确定，4/5的就业岗位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 30年的改革在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和创新可以概括为：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可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 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依据。

　　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但 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而且也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把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区分开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加 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 控”。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为 了发展中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方法。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我 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改革理论的出发点。

　　——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换机制、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解决姓“公”姓“私”问题。对所有制理论的 突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 形式区别开来。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一种形式可以为多种所有制所用，怎么有利就怎么用，这是我们的一大发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 权制度，确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国农村改革的许多经验都是由基层首先创造出来的。30年 来农村改革在理论上的建树有：一是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理论；二是推动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形成农产品市 场体系的理论；三是突破传统做法，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四是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最特殊、最艰难的一步，唯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才能实现。

　　——从“国有国营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构筑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30年企业制度改革的 实践和理论创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企业是市场主体；二是提出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暂时市场效益好就认为改革已经完成。 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的探索，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始终相伴相随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国家定价、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我们在市场体系理论方面的突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承认 生产资料、生产要素都是商品，都有价格；二是逐步培育市场化价格体系；三是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1994年以来，我们 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相对滞后，直接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从“指令性计划”到“国家宏观调控”。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高度计划统一，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替代了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 制。30年来，政府从行政性直接计划管理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初步建立了协调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发展，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特色和理论创新。

　　——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我们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突破主要分 为四步：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是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结合起来；四是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有 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理论涉及激励和动力机制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是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30年来，我们摒弃了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模式，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利用冲 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的有利时机，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新形势，初步建立了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30年改革，我们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是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也在扎实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之中，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奏出雄浑激昂的改革乐章。

　　二

　　中国的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贡献。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在通过改革完善自己的体制和机制。改革 是体制演进的方式。一切制度要存在，都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不断改革。可以说，改革是制度生存发展的重要方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国 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途 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

　　（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宣告了一 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各国共产党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在上世纪最后1/4的时间内，世界 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是苏东的剧变。这两个事件分别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苏东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僵化的、未能不 断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 为全党全国人民深刻总结了通过“文革”这种方式搞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在对“文革”进行否定的同时，我们也对计划经济的17年进行了反思。反思 之后我们并没有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决定搞改革开放，进行新的探索，开始了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长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 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重大贡献。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共存。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想赢 得这场竞争。实际上，这场竞争不但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参考面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计划经济；而我们改革 的参考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市场经济。纵观近代经济史，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是相互融合、交替使用的。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实践了凯恩斯理论，实际 上是借鉴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合理元素。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要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积累和扩大物质财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级的制度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力正是体现在不断适应生产 力发展要求，不断改革、不断探索和不断发展的能力上。不改革，制度就要僵化，就要束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没有活力，就是死路一条。不开放，社会主义就 不能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不能参与国际竞争求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也是死路一条。不改革，就不可能开放；不开放，也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伟大的改革。 封闭的国家、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也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说到底，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生产关 系的适应性，与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一样，都是空中楼阁。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判断其是否适合、是否合理 的依据，否则就会被生产力发展所抛弃。只要有发展，就要有改革。改革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集中精力尽快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胡锦涛同志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致力 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长期发展、长期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历史规律。没有一个 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中国 的实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深意之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后落脚点是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谈所有权和分配制度，那 么，就偏离了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发展就是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国的财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 用双手积累和创造的。只有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地解放、保护劳动和劳动者，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实现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四）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在不断改革、探索中发展和前进的制度。改革是历史进步的基本道路，它不是一两代甚至 几代人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只要有发展，就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适应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适应经 济基础和生产力。只要有发展，就必须有改革，发展与改革是相生相伴、相依相存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革也必将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主 义一诞生就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其生命力和前途就在于不断发展、不断改革，不断地释放制度活力，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 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解决当前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仍在改革。历史没有终结，发展没有终结，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终结。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发 展的探索，是制度进步的基本方法，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发展就是死亡，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就必须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三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探索，既是实践的探索，又是理论的探索。实践探索是理论探索的动力和源泉，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从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市场经济方向，坚持对外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义语。改革 开放要迈开步子，必须冲破与完成现实任务不相符合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理论的框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天地。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在历次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抉择中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的根本原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最大的思想解放，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赋予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过去的成绩归功于解放思想，未来的改革发展还得依靠解放思想。改革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在于回答和解决问 题。任何历史的重大变化、重大发展都伴随着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思想的重大解放。中国的未来，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前途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

　　历史是由发展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发展史。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是探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就是探索、建立适应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上层建筑。制度是人造的政治设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 存在，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判断经济体制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关键是看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论出发来思考改革的方向和动力。

　　（三）坚持市场经济方向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揭示了“计划”和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在性质上都属于“手段”和“方法”，与社会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观念，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取向的改革 指明了出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好比是餐桌上的筷子和刀叉，什么工具和方法有利，就用什么。无论采用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哪一种体制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用哪一种体制。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迫于外来压力或出于书本教条，而是出于对 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再认识，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开 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认识。这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四）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为了使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是永恒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永恒的。“渐进式”改革不是我们 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中国的改革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人民群众的实 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决定了中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中国的改革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借鉴世界各国发 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先农村后城市，先局部探索再全面推开，先引入市场机制、计划与市场机制并存再到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摸索实践，渐进 地推进改革。制度的进步、发展、变革，不是自身决定的。没有所谓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度，制度可以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替代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发展速度、 改革的快慢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句话，渐进式改革的方法是由发展决定的。我们对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层次较深的改革事项，先选择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行业、企业进行相关改革试验，抓住一些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循序渐进地推进整体改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震动小、成本低、成效大的改革之路。

　　（五）坚持对外开放

　　一切开放都是以我为主，要依据自身的能力和承受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打开国门、全面开放，认真研究和吸取其他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既认真遵守又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维护世 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才有机会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中国的现代化站在世界文 明的肩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离不开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竞争与合作。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对国内改革产生过巨大的也是正面的推动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仍将是推动我们跟上时代潮流、不断改革的重要动力。

　　（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一种道路、模式和方法可供我们照搬照抄，中国的改革只能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市场化改 革取向，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创新体制和机制，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全新 的中国式的改革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重大贡献，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条路将来要永远走下去。

　　四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我国体制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在不 断涌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大块头、高速度、多变化”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未遇到过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变 化都要求有新的改革，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今后的改革将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将更加复杂而艰巨。

　　（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显著增强，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要素市场建设、垄断行业改革、城乡 统筹发展、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等领域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其中，有些改革不仅涉及经济关系，而且涉及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不仅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而且涉及 深层次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按照 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调控体制；如何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如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如何按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保障公平竞争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协调；等 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改革任务。

　　发展必须是科学的，科学发展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低速低效的、大起大落的、不安全的发展都不是科学发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和措施的协调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

　　（二）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新矛盾、新问题的凸显期。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不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反对“东教条”，又要反对“西教条”；要求我们始 终保持清醒头脑，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把社会 主义看“易”了、看“近”了；把资本主义看“短”了、看“轻”了。而苏东剧变之后，又有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探索中，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考虑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防止和克服急躁情绪。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解放思想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度的设 计离不开人的实际利益。当代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 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创新探索。我们要在推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 益，不断解放劳动和劳动者，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前，思想是解放的还是僵化的，解放的程度如何，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发端于解放思想，它的继续推进和深入同样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三）在进一步改革中建立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体制

　　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维护经济安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体制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保障安全，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科学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没有安全、不能持续的发展不能叫做科学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制度和道路，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而这种体制、制度和道路必须是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安全的。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等“硬约束”长期存在，而来自 于国际市场的技术、标准、规则等“软约束”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过去我们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是“内河经济”，即使有问题，“肉烂在锅里”，财富是在国 内不同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38％达到2007年的67％，快速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开放 经济体，已经步入外向发展的“海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财富将会在国际间重新分配，我们长期积累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被卷走，一去 不回头，经济也可能很长时间无法恢复元气。

　　目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在利益驱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无虚不乘、无孔 不入，其流动之迅速、能量之巨大、形式之隐蔽、手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不安全的经济不可能发展，稍有不慎，中国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就会 被国际资本席卷而去。在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花大气力研究和建立制度性经济安全保障体系，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优势转嫁风险、 攫取利益，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安全问题，保障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经过30年改革开放，13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理性，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上。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论是最宝贵的。没 有自己的理论，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能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能够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制度，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呼唤着理论的发展。没有罗盘，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盛不迷忧，困不遗伤！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才能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加强对中国改革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争取更大胜利。

    一是通过选举拉动党群关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选择，但选举对党群关系的拉动却是明显的。解决好权力的授受关系，也就解决了党群关系的一半。要通过选举，使党员领导干部深切地感到权力来自人民，从而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当好人民公仆。我们从抗震救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干部身上看到了四川基层党建的效果。四川省一向在“公推直选”方面走在全国前面。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他们又推出了扩大公推直选范围、建立健全群众公认的长效机制的决定，规定除民族地区外，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的产生，原则上要实行公推直选，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委要全面推行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三联”制度，这些措施保证了抗震救灾斗争中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保证了党群关系的互动。

    二是通过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代表者，因此，党群关系实际就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关系，为群众谋利益是密切党群关系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人民才能支持党。所以，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所谓互动也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很难想象我们抗震救灾物资能及时到位。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同志对此更有发言权。当然，通过利益密切党群关系，更要注意发展起来以后利益的分配问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从代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位置上进行引导和处理，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三是通过监督保证党群关系。十七大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给我们党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就会滥用，就会产生腐败，这是古今中外的事实所证实了规律。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虽然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但这只是为党员、干部正确运用权力奠定了自律的思想基础，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发挥他律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中共中央不久前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规划》特别就强化监督制约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以期在5年内基本建成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我们相信，《规划》的实施将使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一定会有新的提高。

    把密切党群关系的有关制度制定好建设好，构建常态环境下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投身于这项工作中来，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的建设向来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上也是这样。30年来，伴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并不断创新，它来源于实践但也推动着实践，构成了30年党的建设的壮丽画卷。

    30年走过三个阶段：从诠释性解读到执政理论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理论准备不够，所以在历史上一向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强调理论研究对党的建设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加强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30年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三个阶段来看。这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诠释性解读到研究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理论发展过程，反映了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

    第一阶段：由1978年到1988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力求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诠释性解读，转向党的建设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但总的来说，这时的党建理论研究主要是力求说清楚一个党的建设“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就党的建设“为什么”和“怎么办”进行充分的展开。

    第二阶段：由1989年到2001年。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突出的特点就是思考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由过去的党的建设“是什么”，转向解决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典型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了，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党、大党垮台了。分析苏联党的建设的失误，一个突出的问题还是表现在对于执政党执政功能的认识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许多学者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分析苏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剧变，进而开始系统地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

    第三阶段：2002年到2008年。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大背景下开始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解决一个党的建设“怎么办”的问题。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是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怎样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强调要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几个方面展开。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集中反映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以及胡锦涛同志执政“七个范畴”（ 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的提出，为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开辟了广泛的空间。

    30年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30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大背景下，改进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拓宽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的视野，是党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30年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党的建设理论问题的同时，努力多视角地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实证方法，拓宽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野，并从政党比较的视角看问题，借鉴世界上各类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同时汲取他们的教训，这些使得党建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党建问题，核心是说清楚“政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的最本质内容上，揭示了政党的性质。认为政党就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上最忠诚、最积极、最坚定的分子，为了取得国家权力和行使这一权力而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从历史上看，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才科学地、历史地、发展地揭示了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政党的本质，说明了政党的作用，这是对政党理论的最大贡献。因此，以往在研究党建问题时，更多的从党的性质上说明问题，这对于研究政党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研究政党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不仅是要说清楚政党的性质，更要说清楚政党的功能。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考虑政党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面对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更带本质性的问题。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典型模式的政党政治，是由国家、社会、政党这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政党就是沟通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工具。执政党功能的这一定位，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党的领导作用怎样体现，执政方式如何改进等一系列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

    实证包括案例研究也是三十年党建理论研究突出的成就。最早的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欧洲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党的建设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以往党建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原理的论证和价值判断，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通过实证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更能说清楚一个党的建设为什么的问题。比如近年来对基层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实证研究，对一些试点单位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证研究等等，都说明实证包括案例研究对于党建理论研究是必要的。

    在党建研究领域，30年取得的最为显著的进展之一，就是研究者们越来越普遍地采用比较的方式，把其他政党的运作尤其是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当作参照系，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化地认为，既然政党的性质不同，其组织结构、纲领政策、活动方式、执政方法也就完全不同，因而不同性质的政党之间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我们对其他政党的实践视而不见，对其他政党在执政中积累的经验不屑一顾，对他们失误的教训置若罔闻。而从政党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就要求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

    一是要总结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最终导致了党的执政地位的丢失。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不把执政当作科学看待，即便是一个曾有着辉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同样也摆脱不了垮台的命运。

    二是要把执政问题放到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考察。对其他政党的执政模式，特别是西方三权鼎立和多党制的政治模式，我们决不能照搬，这是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的政治原则。但既然是执政，也就有一个执政规律的东西，不能照办并不妨碍我们对存在于各种模式包括西方政治模式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研究、借鉴。执政是有规律的，以往我们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看到执政的规律。现在看来，强调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无疑是对的也是以后我们必须坚持的。但要执政执得好，能够代表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仅有理念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套不断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而这个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说到底就是一个建立在一整套理论体系上的执政科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党建理论研究取得的显著进展，说明我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党建理论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眼界不够宽、思路不够广、方式不够新，又说明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就是要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新成就和新经验，研究、分析党的建设发展的规律，探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的思路、方法和举措。

    第一，坚持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党，在历史上，它克服了刚成立时理论修养不够的缺点，成功地指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重大关头，党都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历史表明，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每一次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都指导和推动了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今天，党的建设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实现党建理论的不断创新，必须继续以改革、求实的精神，勇于探索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通过研究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以达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的目的。

    第二，坚持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求真务实。

    党的建设首先是一个实践的科学，它源于实践，更需要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如果仅仅把党的建设停留在理论状态，停留在研究领域，或者满足于理论的高深，满足于理论的完美，就背离了我们研究问题的初衷。所以，党建要着眼于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需要在和实践的“结合”与“转化”上下功夫，它回答的现实问题越多，解决的现实问题越多，成效就越大。

    一是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中避免学理化倾向。应该承认，同世界其他执政或未执政的政党相比，我们党在理论研究空间的拓展上是十分努力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面对苏共的垮台和我们党执政碰到的大量现实问题，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是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但党的建设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把它落在实处。在研究中当然有必要针对复杂的事实，进行理论的拓展或创新。但如果理论不实用，或者这些理论离实际太远，就是一种学理化。因此，有必要提倡更多地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来探讨问题，在此基础上拓展或拓宽理论，让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适当的政策方案，能够进行制度化的设计。

    二是要求我们必须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尽快地贯彻到实践中去。党的建设理论来源于实践，本身并不是十分高深的东西。理论问题说清楚，人们是很容易掌握和弄明白的。如果老是在理论研究上打圈圈，故弄玄虚，不去实践，这种理论是苍白的，也失去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当年曾经很形象地把理论比作一把好箭，批评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箭再好也没有用，这种情况今天同样存在。在党的建设中倡导求真务实的精神，就是要把党的建设理论落在实处，把党的建设的制度设计落在实处，以此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地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

    第三，坚持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化。

    所谓科学性就是不要把党的建设单纯地看作党务工作和党性锻炼的内容，而是要把党的建设当作一门科学。这门科学既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同时又是一门由理论体系构成的科学。当然，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共产党的执政时间还不长，具体到如何构筑党的建设的科学体系，比如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执政条件下党的活动方式、权力运行机制，等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但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党的建设的科学性。

    所谓系统化就是要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有条理的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总的来说，党的建设的五个大的方面（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反映在理论研究上是由三大关系构成的。一是党政关系问题，二是党群关系问题，三是党内关系问题。实际上，党的建设的其他理论问题基本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党政关系也即处理好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使之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的。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就是形成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分开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形成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党委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统筹安排好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群团等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一步展开。要做好各项工作，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就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党群关系也即先锋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党群关系指的是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密切党群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和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构筑一个能够互动起来的党群关系模式。执政的党，是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执政就意味着掌握权力，不承认这一客观现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由权力因素所带来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对执政党权力的范围进行界定，并监督制约这一权力的运作。本来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法治、公平和自由竞争，如果执政党的权力不加以科学的界定和监督制约，而是随意延伸到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去，明显的就是对资源的垄断，对人民利益的侵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

    执政条件下党内关系的核心就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肌体和运行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执政条件下的党内民主更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一个为着消灭一切不平等，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政党，没有理由在自己的活动中排斥民主原则。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广大党员按照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的组织，在它的各成员之间也必然是平等的。所以，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决定共产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因素，在党的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作为一个具有建党87年、执政已59年历史的共产党，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党的建设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表明，全党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通过理论研究的内容的不断丰富，方法的不断创新，进而在党的建设上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不断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给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广阔空间。

    俄罗斯转强概述

    普京上台8年,俄罗斯一路通顺。GDP由叶利钦时代的4000亿美元,以年递增率5—8%的速度,至2007年达到12000余亿美元,人均GDP由1千美元增至7000美元。职工名义工资增长5倍,实际净增2倍。随着GDP的增长,军费开支也由100亿美元递增至约300亿美元。可以说,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上,俄罗斯的地位不断攀升,它强化了同美国、北约的对抗力度。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例行巡航,核潜艇恢复各大洋的巡航。同时,武器装备方面,俄罗斯在苏联原有的高科技军备基础上,也有了某些突破,尽管数量并不很多。

    现今的俄罗斯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十强之内,普京提出,在不久的将来,俄将跻身世界五强之列。普京上台时的俄罗斯“家底”1980年代末,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走进了无可救药的死胡同,叶利钦所引导的苏联政治制度解体和经济制度的“休克疗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苏联政治体制的“惩罚”。有人说,经济上“休克疗法”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放任经济自由化,而在于使政治改革无可逆转。此话不无道理。

    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俄罗斯转型期的一系列灾难:中央政权威信大幅下降,地方势力坐大,计划经济体制
完全崩溃,物价飞涨,民心涣散,大众生活苦不堪言。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失利,说明俄罗斯联邦存在持续解体的危险;1998年俄罗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民众对中央政权几近绝望。

    整个1990年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由原来的国际两大霸主之一,沦落为二三流国家。这时的叶利钦当然明白,俄罗斯非常需要一位年富力强、拥有强力部门背景的“铁腕”人物出台收拾残局。于是,出身安全部门、历任俄联邦安全局长和安全会议秘书的普京被选中了,时年46岁。

    凌厉的强国“组合拳”

    俄罗斯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强国富民,普京在8年执政期间,以“非常的手段”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
“回归世界强国之列”。普京宣称: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加强中央权威就成了普京改革的重点。

    1999年,普京甫任俄联邦政府总理,首要任务是稳定俄罗斯领土主权,消除联邦版图继续分裂危险。只有真正平定车臣叛乱,才能为他进一步实行地方“削藩”、强化中央政权创造必要条件。普京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毅然发动了车臣之战。此战打了两年,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6千余名车臣残余分裂分子败退山区。车臣之战的胜利为他实施其他重大改革铺平了道路。

    俄联邦时有89个“主体”(州、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后苏联时代”,即叶利钦时代,由于国力衰微,经济混乱,各地方长官仗持“民主选举”,任意扩张地方“自治权”,严重冲击中央权威。

    普京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组了联邦制结构。首先,改变地方领导人选举制度。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把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实现对地方的垂直领导,地方分离主义与分裂主义倾向得到有效遏制。其次,改变国家杜马议员的产生办法,全部由政党按比例产生。“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体制基本定型。这种体制在现阶段是适合俄国情的,并有利于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以保证俄国家统一、权力集中、政令畅通。

    普京在经济界同样采取了中央集权措施。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即所谓的“股份制改造”。普京则节制私有化进程,与金融、财政、石油寡头作斗争,力求把主要经济命脉掌控在国家手中。在他的“铁拳”下先后垮台的有传媒大亨古辛斯基、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斯摩棱斯基、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出逃国外。现有的豪富们只许对中央政权“俯首帖耳”,不许从事反对政府活动。此外,普京对外国资本参与俄罗斯经济,特别是在能源业、金融业持股也制订有严格的限制。

    在国内政治方面,普京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政治资源,普京因此在议会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
———即使总统职务卸任后,他的公权影响力仍会延续。普京“强国富民”的施政理念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适合国情、符合民意。执政党的政坛主导地位稳固,反对派难以掀起大浪。垂直权力体系得到强化“,总统政令不出莫斯科”的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寡头势力受到压制,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干
预大大减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得到了实惠,社会矛盾缓解。俄罗斯重新崛起,回归强国行列。

    普京式的“中央集权”,又被称作“主权民主”、“可控民主”。(关于这一点,随后李永全研究员的文章会加以详细论述。编者注)提出“强国主义”恰逢其时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最需要“中央集权”。这是由俄罗斯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从地理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看,俄罗斯软弱的中央政权不仅不能有效调动国力资源,甚至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版图也是困难的。当今的俄罗斯版图虽然不及前苏联:由2200多万平方公里缩减为1700多万平方公里,但仍然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均占有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它地跨9个时区,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境内有100多个民族,但是总人口却只有1.4亿余,是个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国家。以上情况说明,离开严厉、高效的中央集权,谁来管理俄罗斯,都只能流于空谈。

    俄罗斯强国的梦想是古已有之的。

    15—16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仅是偏安欧洲东北一角的小小“公国”,面积只有43万平方公里。到16世纪出现统一的俄罗斯时,它的版图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16世纪下半叶“伊凡雷帝”开始向外扩张,到沙俄末期,其版图已经扩张至两千余万平方公里。这种扩张由于东面受到美国、日本,西面受到瑞典、德国等国、南面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遏制而暂时受挫。此后,从斯大林开始,俄国“苦练内功”,使前苏联的版图居世界之首,并且成为世界两大霸主之一。在人口一直相对稀少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四百年间决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在领土不断扩张的鼓舞下,俄罗斯民族主义自豪感对“好沙皇”、好中央的凝聚力也是罕见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确实,在俄罗斯走向强盛过程中,俄罗斯人也养成了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心态。历史上,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两场扩张战的惨败,不仅引起了俄国中央政权危机,而且导致俄国民众的沮丧。但是,此后沙俄都从侵华战争中挽回了局面,大幅度弥补了失却的信心,也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尽管前苏联同美国争霸,极大地损伤了国家元气,但是苏联解体后的糟糕局势,更使广大民众茫无所措。

    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陆,它首先继承的是蒙古帝国统治传统,17世纪初开始大力引进欧洲
文化,但是没有经历过西欧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阶段,或者说,俄罗斯社会精英试图过掀起这些运动,但都告失败。俄罗斯兼有东西方“双头鹰”文明传统,由于地广人稀,它更需要东方社会的集权治理。

    综上所述,普京适时提出俄罗斯“强国主义”、“大国主义”可以认为是恰逢其时,满足了俄罗斯民的渴望与期待。执政八年成绩斐然的有利条件俄罗斯是富有巨额资源储量的国家,除人力之外,各项潜在的资源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0%有余。

    普京执政8年成绩斐然,除政策得当因素之外,还得益于优越的客观条件:国际上石油、天然气价格一路飙
升,使得俄罗斯国库财源滚滚而来。从每桶石油20美元稳稳升至目前每桶100美元的水平,天然气升值亦然。2006年俄石油、天然气出口占收入总额的46.2%。

    能源、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带来的不仅仅限于经济收入,它们还是俄罗斯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手段,对欧洲尤其如此。此外,俄罗斯的经济“奇迹”还得益于武器出口。从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开始,前苏联举全国之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了一个重工业、国防工业畸形发展的“异军突起”的国家。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俄罗斯的军售并未中止,军售收入是对俄经济的支撑力量之一———尽管近年来它的市场份额在不断萎缩。

    俄罗斯在国力增长中也存在隐忧,俄罗斯各界精英只有保持清醒头脑,制订上佳政策,俄罗斯才有可能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

    《大博弈》一书,进一步印证了我最近几年的判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进展,我国新一代国际战略学家,特别是当中的骨干学者,正在引人注目地成熟起来。与我们这些老年人相比,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对国外情况更熟悉,因而也更自信,更少陈旧观念。由于见多识广,他们分析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更为熟练。这些优点集中体现在《大博弈》中。《大博弈》的结构特点是,每一部分都从宏观讲到微观,即从世界历史和现实大局讲到微观———中美关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这很符合从“一般”到“特殊”的辩证法逻辑。通观全书,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二章为《大博弈》的第一部分。作者论述了20世纪国际秩序的嬗变、世界格局变化的大潮流、美国拼力打造单极独霸世界、大国关系、中国复兴百年历程与和平崛起的动力及历史必然性。在第一章,作者指出,当今中美虽然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却共同拥有20年的“战略利好期”。在此期间,中美之间谁都不会主动地、单方面地挑起导致国家发展实力大逆转的剧烈冲突。在第二章,作者论证了未来世界将由“强化了”的多极化格局,发展为“非极化”。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到本世纪中叶仍将保持“一超”地位,各大国也会奋起直追,不断缩小同美国的实力差距,但是总体上,国际力量会越来越“分散化”,超级大国和“大国”的总体相对实力趋于下降,那些“极”以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最终,美国和其他大国将彻底失却“独霸”和“称霸”的实力与意愿。“非极化”趋势对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会起到约束作用。

    第三、四、五章构成《大博弈》第二部分。作者分析论证了两国“战略利好期”内双边关系变化的态势与依据。首先,美国由“一超独霸”转变为“一超不霸”将是一个不情愿的、被动的过程。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将是一个克服自身各类挑战的过程,是一场持久的“翻身仗”,任何不当的应对政策,都会延缓甚至使得这一进程停滞或者倒退。再其次,中国时时面临同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拼”。

    第六、七章是《大博弈》的第三部分,集中预测中美关系的前途与远景。它由两种相悖相尅的趋势组成,每种趋势都有存在的理由,即:“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和“中美合作:大势所趋”。最后,作者以乐观的态度展望中美两国的沟通与合作。

    二

    作者在《大博弈》中论证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当前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中引人思考的一些问题。第一,何谓中美共同拥有的“战略利好期”?具体地说,为什么21世纪中美共同拥有的“财富”是持续20~30年的和平共处期?中美两国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动态解读。(1)美国对“战略间歇期”的动态解读苏东剧变和解体后,美国当然是额手称庆的。在美国国际战略专家看来,此后的世界必将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新时期。早在1993年9月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安托尼·雷克提出美“扩展战略”构想,至1994年正式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认为,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这一“难得”的国际地位,美国必须做好三件事:(1)打造最先进的、足够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2)保持住美国经济的发展活力;(3)促使国外民主制度的扩展。刘教授把美国这一战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当时,美国多数智库和政府决策层认为,至少在15~20年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事与愿违,2001年却在美国本土发生了第二个“珍珠港事件”,即史无前例的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不得不倾注
主要力量,直接面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全新的、非传统的威胁。从作者对60位美国战略家及国际问题学者的访谈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位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已经战胜了新威胁。而这正是布什总统上台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泛滥的根本原因。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来自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来自“邪恶国家”,战胜它们至少需要20~30年。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大国之间的“战略间歇期”也因而复杂化了。美国从未放弃打造“新帝国”的理想,但是随着九一一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考验,美国
开始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保卫美国利益的任务比新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要更加艰巨。客观上,这为良性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美国对“战略间歇期”的动态解读。

    (2)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动态解读

    从邓小平时代至21世纪初,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得的。最初的主导思想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大规模入侵也没有可能,我国因此必须抓紧机会,放手大搞经济建设。这是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第一阶段。苏联解体后,不仅大规模战争对我国的威胁更大幅度地降低了,也使我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内容,更加坚定了我们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时刻,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上百个国际组织,其中既有联合国下属专业组织,也有地区性专业组织。此外,中国还尽一切可能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局势
的持续变化,以2002年中共十六大为标志,我国在圆满实现“三步走”的前“两步”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战略机遇期”的解读,即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坚持:国家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保持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和平统一虽然不设时间表但是统一目标不容丝毫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是中国不可推卸的国家利益与道义的统一;虚心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无保留地接受人类一切先进文明;坚定地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权益。

    用更成熟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现在提出国际格局“非极化”是否过早?作者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非极化”的新概念,他以“‘非极化’:国际政治大趋势”作为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认为“用‘极’这个概念来描述国际格局,虽然直观明了,但有一定缺陷。‘极’有点大国政治的味道,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从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变迁来看,‘极’虽然一直挥之不去,但‘极’外的力量却呈上升趋势,与‘多极化’相伴随的,还有‘非极化’趋势。”“总的来看,国际力量分散化、非极化是个大趋势。当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极’虽然还会存在,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将日趋下降。”

    现在提出“非极化”是否为时过早?作者认为,“非极化”观点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能得到证明。中国一向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髓。理论上,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实践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功地恢复联合国席位,正是得益于国际社会“非极化”的表决结果。从远景看,国际格局“非极化”正是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非极化”道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心声,凝聚它们更加积极地为自身未来国际地位去奋斗。

    第三,2020:美国“一超独霸”抑或“一超不霸”?

    作者提出“非极化”的前提是,他对“一超独霸”进行了逻辑的与现实的“分解”。结论是,2020年时国际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一超独霸”概念本身是理当分解的,“一超”与“独霸”是两个相对独立并逐渐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苏联解体时,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战略理论家几乎一致把“一超独霸”视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概念,即认为冷战胜出者美国可以为所欲为。15年过去了。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不断地向世人证明,美国确实可以为所欲为,虽然它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但是,这个“一超”的单边主义独霸行为的成功概率却是极为有限的,而它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世界超级大国,在自然灾害面前同样是脆弱、无能为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是,新保守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势头,单边主义外交大为收敛。其主要表现是:它不得不重新借助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国际难题。当然,这种做法可以解读为,美国实际是想借助“大国均衡”实现它的单级目标。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它一方面明确否定德、日、巴、印“四国方案”,另一方面却又力主日本“入常”,就是玩“大国均衡“游戏的例证。当然,美国一直在努力巩固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在外交上尽力维持并力求改善与欧盟、印、俄、中的关系,同时利用日本的反华右翼势力防范中国崛起和东盟的离心离德,并加大力度“捆绑”日本,示好印度,要它们一道稳定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出色,显示出美国很有“能力”。然而也应看到,美国对2005年中亚骤现的离心倾向和拉美的左倾化却苦无良策,甚至无所作为。

    本书对美国到2020年的预测也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他采用多种标准衡量美国前景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就经济总量看,欧盟当数世界第一,但它在政治、军事方面仍将长期处于“跛脚”状态,按邓小平的观察,只有到2050年欧盟作为大的实体才可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2020年,就经济整体和人均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技、教育和人才水平,美国仍将高踞世界第一,构成综合国力基础的美国经济仍然是发达国家最具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日本、欧洲只能望其项背而已。其次,美国在联合国及所有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里仍将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当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和行为规则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第三,据多数美国专家推测,国际恐怖主义还将威胁美国安全20~30年,只要有反恐,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就不会减弱。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独霸”和尴尬结局虽然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严重受损,但是还没有达到不可恢复的程度,2004年仅文化产品产值一项就达一万多亿美元!但是,美国的相对实力还是会下降的。美国将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的情况下,相对实力则不断下降。“蛋糕会越来越大,但美国所占的份额则越来越小”,最终出现质的改变。首先,美国之外的诸大国无疑还会保持住发展势头,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后发”国家,乃至绝大多数中小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快于美国的发展速度,它们的综合国力也将不可逆转地坐大做强。随着美国指挥棒起舞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少。美国的发展势头面临着四大制约因素:(1)反恐增加了额外的防御费用,而收获却不成比例;(2)“单边独霸”和“新帝国”战略不仅遭受越来越强烈的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迫使传统盟友离心离德;(3)美国的全球战略自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例如,反恐与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相矛盾,振兴经济与提高军力水平相互干扰,保持全球利益与妥善处理地区热点之间有矛盾;(4)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制定应对快速发展国家政策时,防范与合作之间存在着矛盾;(5)反复策划拔掉“钉子户”(“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却一直无法达到用更成熟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目的———“按倒葫芦起来瓢”。

    这意味着,再有15年的变迁,即2020年后,美国虽然还将保持“一超”地位,但它的“独霸”气势将会大幅消退。

    第四,和平发展:中国永恒的主题。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可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朋友却越来越多,国际环境不断好转。中国以事实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邻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中国的富强对世界是福不是祸。中国必须让它们实实在在地看到:走出史无前例的怪圈———“落后-崛起-富强-扩张-落败”———是可能的。中国没有近代史上的“暴发户”的怪异心态,它们一方面崇洋媚外,另一方面却又自视为“优等民族”,把别国视为“劣种”,可以任意对之蹂躏、侵夺而不必谢罪。1840年前,中国本来是世界和平的“第一强”,它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求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既不需要“做张做智”,也不需要“做小伏低”。中国是在打一场“翻身仗”。同谁打?同它自己的“长期闭关自守”打,同它自身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打。中国还须要以长期的自我表现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超强的美国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危及别国,包括美国的安全。中国深知,偌大一个中国即使是和平发展,也会“吃掉”国际市场原有的“份额”,中国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重重疑虑。但是中国会继续走下去,还会走得更好。

    作者在《大博弈》的第四章中提出,要打赢中国的“翻身仗”,必须有缺一不可的五项保证:(1)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大幅度地实行改革开放;(2)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为此,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3)要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4)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5)世界大战无疑可以避免,但是仅仅有此,尚不足以保障中国打好“翻身仗”,在未来的50年,中国必须克服不利因素,不断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五,“中美对抗”与“中美合作”。